“养正之本、教化之源”，明代蒙学的发展，科举竟是一大助力？

导读：

蒙学作为一门启发童蒙的学问，在我国拥有悠久的历史，其涵盖着广泛的内容。蒙学发展到明代，已经发展到了鼎盛时期。明代新编蒙学教材的编写具有实用性、内容通俗易懂、符合儿童的心理发展等特点，这些教材无论是在形式还是内容上都比明代以前的蒙学教材有所创新，这些教材不仅能够丰富儿童的知识，还能从道德伦理方面引导儿童，并且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教育思想。对当今的历史类读物以及历史教材的编写具有许多借鉴之处。

什么事蒙学？

学术界对“蒙学”的理解主要有两种说法。

其一，认为“蒙学”是一种作为中国古代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专门机构。毛礼瑞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中写道：

“这一时期的私学设置，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教授识字和基本知识的蒙学。这类蒙学或称小学，或称乡校、村学，或是由宗族设立的义学，或富有之家的私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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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里可以看出，依旧将蒙学称为一种学校或者学制。

其二，认为“蒙学”是特指对中国古代儿童的启蒙教育。陈汉才在《中国古代幼儿教育史》一书中提到，我国古代教育将儿童从能够识字开始到１５岁进入大学之前的这一阶段统称为蒙学阶段。所以蒙学教育就是指对这一阶段的儿童进行的启蒙教育。

明代历史类蒙学的形成！

在明代，有很多学者致力于历史类蒙学教材的编写，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之下，涌现了大量的历史类蒙学教材。明代萧良有所撰《龙文鞭影》开篇所写

“龙文鞭影，粗成四字，诲尔童蒙，经书暇目，子史须通。”

作者认为童蒙需要认真阅读史书，并且要理解透彻，这就表现出萧良有的历史教育意识。另外明代程敏政所编写的《咏史绝句》，其内容记载了上自三代下至宋元的历史事件及人物等两千多年的历史，作者在序中载

“其问世之治乱，政之得失，人才之邪正贤否，大抵略备。’’

表明作者编撰此书的目的是希望蒙童通过对此书的学习，能够了解历史上各个朝代的更替以及社会治乱，政治的得失，这也表现出作者强烈的历史教育意识。明代正是在如此浓厚的历史教育意识下才涌现了大量的历史类蒙学教材。

明代社学及私塾、义学等的兴起

我国历来都很重视蒙学教育，承载蒙学教育的机构繁多，有私塾、社学，还有很多由家族、宗族内部进行的蒙学教育，但是国家层面上并没有对蒙学教育给予过多的关注。而明代以后，国家层面上给予了蒙学教育重要关注。在明代，承载蒙学教育的场所是社学、私塾、家馆、义学等各类组织。私塾、家馆、义学、乡学等大多是由家族或者士绅承办的，而社学是由政府承办的。其中社学在明代的发展迅速，规模逐步扩大，成为明代蒙学教育的主要机构之一，当然义学与塾学也在不断的发挥蒙养功能。正因这些民间教育场所的建立以及规模的扩大，使得更多的蒙童纳入到教育体系中，因教育对象的增多，这些蒙学组织所需要的蒙学教材也随之出版与运用。

社学是在元朝出现的一种私塾教育组织形式。至明代，因统治者与官府大力提倡兴办社学，所以其官学化色彩比较浓厚，正因如此，明代的社学兴办规模比较大。最先提倡兴办社学的是明代开国皇帝朱元境，据史书记载：

“洪武八年春正月丁亥，命天下立社学。上谓中书省臣曰：‘昔成周之世，家有塾，党有庠，故民无不知学，是以教化行而风俗美。今京师及郡县皆有学，而乡社之民未啫教化，宜令有司更置社学，适师儒以教民间子弟庶可导民善俗也。”

这表明创办社学得到了统治者的高度重视，而大力创办社学最主要的目的是教化百姓，以改善民间风俗习惯,而且明代的社学正是在此背景下蓬勃发展。

明代的蒙学教育除了社学这一组织形式之外，还有义学以及塾学等等，这些教育机构的设立，其学习内容以及所用的教材与社学也相差无几。因此，社学、义学、家塾等这些蒙学教育机构的普遍设立，促使明代的蒙学教育受到社会的广泛重视，因此出现了很多关注蒙学教育的著名教育家、学问家，有的还亲自编撰了蒙学教材，比如明代的大学士李廷机亲自编撰了历史类蒙学教材《鉴略妥注》。

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蒙学教育的教育对象相对普遍化。从而明代蒙学教材的发展进入繁荣与分化期，各类蒙学教材在全社会广泛应用，教材的种类多且数量大；另外，蒙学教材的内容更加的专门化，出现了很多种类，比如识字教育类、道德教育类、历史教育类等等，尤其是历史教育类中的蒙学教材数量逐渐增多。

科举制度推动蒙学的发展！

科举制度初创于隋朝，兴盛于唐宋，到明代采用八股取士制度，使得明代的科举制度更加规范化和制度化。

作为科举教育体制之下的基础环节，明代的蒙学自然也呈现出不一样的面貌。明代科举制度通过不断地完善和改革，进入其发展的鼎盛时期，明代的科举制度是将学校教育、科考、功名这三者紧密捆绑在一起。

正因如此，明代科举制度是向社会的各个阶层开放的，所以基本上是全民参与的活动；另外要参加科举考试，就必须要进入学校读书，学习文化知识，所以，科举制度强化了明人重视教育，读书至上的观念；再者科举与功名的紧密结合，促使明代社会中形成了一种普遍认同的科举观念，即

“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进，非科举者毋得与官。”

在这种大的环境之下，明代的崇学重学之气曰渐浓厚。因而科举制度客观上促进了明代的学校教育的发展，而作为学校教育的基层教育一蒙学，势必也会得到社会的重视和发展。

也正是通过科举制度这一媒介，统治者将儒家所提倡的伦理道德观念主要内化为社会中每一个读书人的价值追求，儒家所追求的伦理道德观念主要表现在“仁义礼智信”、“修身”、“正心”、“齐家、治国、平天下”等等，这些伦理道德观念是统治者所提倡的正统观念，同时也是科举考试内容所蕴涵的伦理道德观念。所以这些观念得到了社会普遍的认同和提倡。而要继承以及培育这些懦家伦理道德观念，主要是通过学校教育这一途径来实现，蒙学作为学校教育最基础的环节，势必要培养蒙童树立儒家伦理道德观念，主要是通过编写蒙学教材来实现。因而在这种教育理念的促进之下，蒙学教材的编订数量大量增加。

总之，在科举制度的有利推动之下，明代社会中的重学崇儒之风盛行，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学校教育的发展，蒙学教育也受到社会的广泛重视。另外科举考试的内容儒家经典，非常重视道德伦理，在此影响之下，蒙童在教育中也会重视对这一方面的学习，而历史类蒙学教材作为伦理道德观念的载体同样也会受到社会广泛的重视，从而涌现了很多人甚至是明代著名的教育家或者身居高位的官员关注这一类蒙学教材的编写，所以在此影响之下，明代历史类蒙学教材在编撰数量上增加了不少。

商业出版促进蒙学教材的发展！

明朝经过前期的发展，至明中后期，社会有了较大的发展，其商品经济空前繁荣。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明代的书籍出版趋向商品化，在明以前，虽然商业出版也比较繁荣，但是其主要还是为上层社会所服务，至明代，因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商业性的书坊大量也发展起来，这促使商业出版也日渐繁荣。明代的出版业极其繁荣，其中以书坊为主体的商业出版更是空前繁荣。

在此因素的影响之下，明代图书的刊刻也日益繁多，其中的蒙学读物刊刻的数量也在不断攀升。在明代前期，国家百废待兴，图书出版事业并不发达，社会上流通的蒙学教材比较单一，主要是《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等等。但是到了明中期，蒙学读物的种类以及数量都逐渐增加。比如说明代吕得胜所编的《小儿语》、《女小儿语》、吕坤所编的《续小儿语》、方孝儒所编的《幼仪杂箴》等等，同时也相继出版了大量的历史类蒙学教材，比如说萧良有所编的《蒙养故事》、程登吉所编的《幼学琼林故事》、李延机所编的《鉴略妥注》等等。

这些书籍一经出版就非常畅销。另外明代的商业出版具备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越来越倾向于出版通俗性的读物，以便在市民大众中畅销，就历史类蒙学教材的内容而言，这些书籍大多都是通俗性的读物，所以，具备通俗性的历史类蒙学教材也会受到大家的关注，从而刺激社会上的学者或者文人关注蒙学教材的编写，增加了蒙学教材编写的数量。

小结：

总之，因明代统治者以及社会各界对教育的重视，促进了社学、义学、家塾等教育组织的大量兴办，蒙学教育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再者蒙学教育又受到科举制度的影响，尤其是科举制度所宣扬的儒家伦理道德观念深刻影响了蒙学教材中的价值取向，还有明代中后期商业出版业的繁荣发展，在客观上也促进了蒙学教材的编写，而其中蕴涵儒家伦理道德的历史类蒙学教材以及通俗化的历史类蒙学教材也得到了社会上的重视，而明人又具备强烈的历史教育意识，在种种背景之下，刺激了对蒙学历史类教材的编写。

明代蒙学教材中历史教育的内容及其作用

明代蒙学中的历史教育内容，包括众多的历史知识，主要向蒙童普及历史发展脉络、历史人物事迹，以及许多的历史常识。另外也包括很多伦理道德的内容，比如为学、为官、为人之道等等。所以，纵观明代蒙学历史教育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历史知识教育、伦理道德教育。

寓史于教一明代蒙学教材中有关历史知识的教育

一、关于常识：

历史知识教育主要是通过讲述历史发展脉络以及历史人物的事迹，向蒙童普及一定的历史知识，从而引导蒙童树立一种符合封建统治意志的世界观。历史蒙学教材中包括很多常识性的历史知识，比如程登吉的《幼学琼林》中载：

“天子天下之主，诸侯一国之君。观天下，乃以位让贤；家天下，是以位传子。陛下，尊称天子；殿下，尊重宗藩。”“吏部天官大冢宰相，户部地官大司徒，礼部春官大宗伯，兵部夏官大司马，刑部秋官大司寇，工部冬官大司空。”

这些向蒙童解释了何为天子、诸侯，以及向蒙童普及了政府部门的官职等等历史常识性知识，明代历史类蒙学教材中包含众多的历史常识性知识，尤其是典故类的历史蒙学教材，比如《龙文鞭影》、《幼学琼林》这两本教材。蒙童学习这些常识性历史知识，有助于为以后的学习打下基础，所以，基础知识的普及能够促进蒙童更深层次的学习；并且在历史蒙学教材中渗透这些历史常识性的知识也很符合蒙童的心理发展规律，学习历史知识由浅入深，有助于蒙童学习一定的历史专有名词，形成一些常识性的历史概念，以便再学习更深层次的历史知识。

二、关于历史：

对于刚刚接触中国历史的蒙童，首要任务就是了解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在明代历史蒙学教材中叙述历史发展脉络的内容几乎每一本教材都有体现，尤其是讲史类的蒙学教材，它们都比较注重这一方面知识的培养。南星在《史韵》中是直接从西汉开始叙述，直至元代的历史，并且每篇中又是以时间为顺序，列举每位帝王的谥号以及年号以及在位时长，从而有助于蒙童“考世系，知始终”。这就使得蒙童可以很直观地了解每个朝代王位世系更替的情况。

三、关于历史人物事迹

在历史知识教育中，除了让蒙童对中国历史发展脉络有一个明晰的了解，最为重要的还是了解古代历史人物的事迹。这些历史人物有历代的君王；有活跃在中国历史上诸朝各代的文臣；也有驰骋古代战场上的名将；还有名垂青史、饮誉后人的仁人志士等等。

萧良有《龙文鞭影》中基本全篇都在写历史人物的典故，比如：

“商王祷雨，汉袓歌风。秀巡河北，策据江东。太宗怀鹤，桓曲乘骢。”

讲的是商汤执政时逢大旱，遂剪断指甲和头发为百姓祈雨；汉高祖平定天下后回到故里沛县，召集故人饮酒并唱《大风歌》；汉光武帝刘秀起兵巡行黄河以北地带，解除王莽暴政，消灭地方势力，中兴汉代天下；东汉末年，孙策占据江东，建吴国；唐太宗玩鹰时，正好魏征来朝见，太宗将鹰藏于怀中，但魏征故意拖延时间奏事，结束后，鹰已经被憋死了；汉灵帝时桓典为御史，执法严明，经常乘坐乘骢马等历史典故。

读完这些教材中的历史人物的故事，首先蒙童了解了这些古代历史人物，积累了大量的典故，为以后的学习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再者这些历史人物的故事，多蕴涵做人、做事的大道理和一定的智慧，蒙童通过读取这些历史人物的事迹，能够知道做人的是非标准。总之，蒙童学习历史人物的事迹，可以为以后的学习奠定一定的基础，同时还能够启迪蒙童做人做事的智慧。

四、关于历史人物评价

很多历史蒙学教材中，除了讲述历史人物的故事，还包括很多评价历史人物的言论。这些言论主要评价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而蒙学教材中评价历史人物的言论正是反映出当时人们具有很强的伦理观念。如孙承恩《鉴古韵语》中叙写宋太祖：

“仁厚开基异，崇儒圣道遵。至诚寓杯酒，心事洞诸门。慎狱钦民命，惩奢塞败源。身先端化本，仿佛见王言。”

这段就是讲述了宋太祖的有关事迹以及为帝的所作所为，作者认为对宋太祖实为一代明君。再者明代的蒙学教材中除了对圣君贤臣的推崇和赞扬，也还评价一些普通的历史人物。比如程登吉在《幼学琼林》中：

“和丸教子，仲郢母之贤；戏彩娱亲，老莱子之孝。”

这里主要讲是唐柳仲郢母韩氏和熊胆为训子，因而评价其为贤母；而老莱子７３岁，还穿彩衣来取悦父母，所以评价称老莱子为孝子。从这些评价当中，可以看出这些编撰者高度赞扬了具备孝悌、待人宽和、讲诚信等等品德的人，因而，也可反映出当时社会推崇的是儒家的仁义道德。

小结：

综合以上所举实例表明，关于历史知识教育的内容，在历史类蒙学教材中简直是不胜枚举。历史教育让蒙童学习到大量的历史知识，有助于蒙童积累一定的历史典故，为以后的学习打下一定的基础。让蒙童了解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有利于蒙童知道历史的是怎样演进的，知道每个朝代发展的概况，这些历史教育有助于树立蒙童的世界观；向蒙童普及历史人物的事迹，尤其是王侯将相的事迹，有助于培养蒙童符合封建统治阶级的忠君爱国的思想；另外通过评价历史人物，来向蒙童宣传社会主流的道德伦理观念，培养蒙童的人格素养。

寓理于教一明代蒙学教材中有关伦理道德的教育

明代蒙学历史教育的内容除了向蒙童普及历史知识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对蒙童进行伦理道德教育。伦理道德教育主要是通过学习历史上优秀的人物体现出来的品德，来引导蒙童树立符合封建统治阶级意志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一、为人之道

在明代的历史蒙学教材中，树立了很多的为人典范，给蒙童为人处世、修身养性等方面提供了榜样。孝是一切道德心的源头，也是一个人塑造道德人格的起点，其主要的内容是子女对长辈的赡养与敬养，尤其凸显子女对父母的孝道。很多史书中记载了大量的孝子，比如，史记中记载了汉文帝亲尝汤药侍母的事迹，虽然《史记·孝文本纪》当中并未直接撰写此历史事件，但是后文袁盎提及孝文帝道：

“陛下居代时，太后尝病，三年，陛下不交睫，不解衣，汤药非陛下口所尝弗进。夫曾参以布衣犹难之，今陛下亲以王者脩之，过曾参孝远矣。”

这就表明孝文帝确实曾三年日夜不懈怠地照顾母亲，并且还亲自尝汤药来服侍母亲，正因如此，后人才对孝文帝的孝行大为赞扬。有关此类的记载在正史中数不胜数，有讲帝王的孝行、文臣武将甚至是平民百姓的孝行，虽然各自的身份不同，但是其主旨只有一个就是弘扬孝道精神。受到正统思想影响的蒙学教育，自然也格外注重培养蒙童的孝道。

二、为学之道

从古至今，崇学为学一直都是社会中极力推崇的行为，明代的统治者又特别注重推行文教，所以，明代的蒙学历史教育同样注重为学教育，让蒙童树立学习的观念。如李廷机《鉴略妥注》中在写唐太宗的政绩时提到

“开馆召贤儒，讲论文章祖。”

以及杨慎《廿一史弹词》中讲汉武帝

“兴礼教举孝廉明经策士”

讲唐太宗

“兴学士讲经书招贤纳谏”

这些内容都表明历代统治者大多都鼓励学习以及对儒学的重视。这些例子也可以看出，在明代的历史类蒙学教材有众多的内容宣扬了读书的重要性，所以立志学习教育成为蒙学历史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讲述历史人物刻苦努力求学的行为，有利于将这些学习观念输送给蒙童，促使蒙童能够树立一种勤奋好学的学习理念。再加上科举制度的推动之下，明代统治者提倡兴办教育，民间也通过各种形式来为科举服务，这就使得整个社会的人对读书尤为重视，所以社会上的崇儒重学之风日渐浓厚。蒙学教育作为科举考试中的一环，自然也深受其影响。

三、为官之道

古代君王推行和重视教育，都是为了培养忠君爱民的臣子，蒙学中的历史教育自然也会贯穿这一教育目的。明代蒙学历史教育主要是从小就开始强化蒙童该怎样为官，教导他们成为一个忠君爱民的臣子，以为统治者服务。有关历史人物在为官方面的内容，历史蒙学教材中比比皆是。如萧良有《龙文鞭影》中：

“鲁公三异，杨震四知”“隐之卖犬，井伯烹雌”；

李廷机《鉴略妥注》中：

‘‘岑彭为刺史，民间犬不惊。”

程登吉《幼学琼林》中

“寇莱公庭除之外，只可栽花；李文靖厅事之前，仅容旋马。”“民爱邓侯之政，挽之不留。”

这皆是指出为官要清廉，也正是通过讲述历史人物小故事，向蒙童树立了清廉民主、忠正不阿、直言进谏等等官员形象，向蒙童宣扬了众多为官之道。反观中国历来所推崇的官员，他们身上具备同样的品德，这就表明蒙学教材中所提倡的为官之道皆是受到正统观念中的为官理念的影响，即社会上赞扬推崇什么样的官员，就会给蒙童灌输怎样的为官之道。

四、为君之道

明代的历史类蒙学教材中除了向蒙童宣扬众多的为人、为学、为官之道，还蕴涵着众多的为君之道，其主要目的是向蒙童普及历代君主的事迹以及君王是如何施行仁政的。明代的蒙学教材《鉴略妥注》中载：

“帝尧陶唐氏，仁德宏天地；……洪水泛九年，使禹而敷治；居外十三春，未入家门视；通泽疏九河，引水从东逝。举益治山泽，猛兽皆逃避；百姓乐雍熙，击壤而歌戏。”

又载：

“禹王登国畿，身度规矩制度；—馈十起身，慰劳民间事；出外见罪人，下车问而泣。”

这些讲的是尧舜在统治期间施行仁政的事迹，皆因忧民而忧，而受到百姓的爱戴。外，在明代的历史类蒙学教材中宣扬的为君之道还包括君主在军事上要“吊民伐罪”。比如杨慎在《廿一史弹词》中载：

“隋文帝既称尊北朝君主，八年来兴士马并灭江东。陈后主纳降书称臣顿首，卷江东包宇宙一统乾坤。”

又说：

“（宋）太祖事周朝官封点检，领三军搪北虏志扫边尘。感天象动日光陈桥兵变，应飞龙登宝位南面称尊。讨南汉定西蜀八方拱手，取江南平吴越四海来宾。”

这些主要讲隋文帝和宋太祖在天下久乱之后，通过不断的征伐一统国家的事迹，可知作为一位君王应该要通过正义的战争来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维护社会的安定。明代蒙学教材宣扬的为君之道是君主要施行仁政，爱护百姓，要广纳人才，亲贤臣远小人，要轻徭薄赋，兴修水利，造福百姓等等，这些正是中国传统儒学所提倡的为君之道。

结语：

明代社学、私塾、义学等蒙学组织的广泛创办，明代科举制度的有力推动，以及明代中后期商业出版的繁荣发展，明代蒙学历史教育受到社会的广泛重视，从而涌现了大量的历史类蒙学教材。从这些历史类蒙学教材的内容出发，可以挖掘出明代蒙学历史教育的内容和特征,

首先，明代的历史类蒙学教材因社会对蒙学教育的广泛重视而不断涌现，其在数量上具有多样性，在内容上具有丰富性，这些都是往朝历代所不可比肩的。

其次，明代蒙学历史教育以历史类蒙学教材为载体，其教育内容也比较丰富，主要包括历史知识教育和伦理道德教育两大方面。通过历史知识教育，蒙童能够学习到众多的历史典故以及了解历史发展的脉络，有利于增长蒙童的历史知识，激发蒙童学习历史的兴趣。

另外，通过伦理道德教育，明代广大的蒙童形成了为人处世要讲求“仁义礼智信”、要忠君爱国、要与人为善等等伦理观念，使得蒙童从小树立了一定的封建伦理道德思想意识，为以后成为一个合格的臣民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发布于：天津市